1927年7月，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闭幕不久后，汪精卫领导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分共”会议，叛变革命。这标志着国民大革命的彻底失败与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的最终破裂。它其实还宣告了四次“劳大”将武汉国民政府视为可以联合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认识是错误的，这也决定了四次“劳大”上提出的工人运动任务、制定的许多斗争策略无法实现。革命失败了，中国革命该往哪里去，既是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的问题，同时也是中国工人运动面临的问题。从1927年至1929年的两年多时间里，党领导全总一直在探索这一问题。
一、曲折前行：五次“劳大”的召开背景
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国民党反动派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先进工农群众，捣毁关闭各地革命工会。为了挽救中国共产党，挽救中国革命，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南昌发动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并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新方针。对于工人运动的发展，八七会议通过了《最近职工运动决议案》，指出职工运动的要点是“真工会与假工会”之战。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工人运动首先要保持“纯粹性”，具体表现在工会必须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要加强对工人运动的直接指导，工人出身者担任工会的领袖。其次是要做公开的政治斗争，争取结社、集会、言论、罢工等权利自由。再次是经济的斗争，基本坚持了此前工人运动的主要诉求。第四是秘密性和军事化，决议根据当时的基本现实提出，如果工会一旦遇到严重压迫，必须有秘密的组织，服从党的领导，并且还要有秘密的自卫组织，日常要组织军事训练，将来更可以领导参加武装暴动。第五，加强与农民、手工业者、产业工人的联系，扩大和巩固群众基础。简言之，八七会议上制定的工运方针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人阶级坚决地、公开地与黄色工会进行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斗争，争取广大劳苦人民，开展广泛的群众运动。
同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对工人运动的方针进行了探索调整。会议认为八七会议制定的革命方针和工人运动任务是正确的，但工人运动的任务却未能实现。会议对时局进行了新的评价，认为“现在刚在重新爆发革命斗争的高潮……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在这一认识前提下，会议通过了新的《职工运动决议案》。“决议案”指出党的职工运动的基本任务是“为争得工农政权（苏维埃）而奋斗……使工人阶级在政治组织上真能负起实现工农政权而战斗的领导者的任务”。为了实现这一任务，中共中央制定了以“坚决斗争”为特点的策略，主要包括深化斗争路线、加强经济政治斗争、严密工人组织、扩大工人武装等、联合农民进行暴动等内容。这一策略既继承了八七会议的方针，同时在其基础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到了1928年，党对工人运动的发展又有了新的认识。是年六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对中国工人运动的未来发展做出了新的指示。会议指出，中国革命当前形势是“开始革命的新阶段，苏维埃的阶段；革命客观上是走向高潮，是向上而非低落，亦非停滞；现在革命的高潮还没有，但是许多高潮将到的象征已经可见”“现在在大城市之中，虽然群众的运动又有重兴的现象，但这仅仅是刚才开始，没有把握说它能‘即刻’成为‘高潮’的前途”。在此认识下，党的六大对工人运动方针进行了调整。“六大”认为，五卅运动之后，由于工作路线错误、脱离群众、组织委派制度、白色恐怖高压统治等原因的影响，党领导的工人运动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因此在之后的工人运动中，应当制定新的罢工策略，在“各个罢工中须估计当时的政治与经济的状况，以及自己的战斗力程度，来提出当时工人阶级可以得着的要求”。 “六大”为工会斗争做出了非常细致的任务部署，共计30项，基本涵盖了工会工作的全部内容。
一年之后，“六大”关于工人运动的指导方针在党的六届二中全会上又有调整。全会认为“全国工人阶级的斗争更加急剧的发展起来，开始复兴的形势”。因此，工人运动要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和策略来进行，“赤色工会的组织在秘密活动之下是很难有大的发展的”，要以公开活动的机会，如俱乐部、图书社、纪念日、游艺会等名义号召民众进行罢工斗争。
从八七会议到六届二中全会，我们可以看到，中共中央关于时局的判断存在不断变动更新的过程，这也直接影响着其对工人运动方针的制定。从其内容来看，“六大”制定的策略比较八七会议、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的决议更显得理性、全面且比较贴合实际，但它又被六届二中全会的新方针所替代。这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后党对工人运动发展的认识及其指导方针存在一个不断调整探索的过程。
在党的领导下，中华全国总工会也在积极探索工人运动新的方针。在五次“劳大”召开之前，全总曾两次举行扩大会议探索这一问题。1928年2月8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上海秘密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根据八七会议和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的精神指示，制定了《全国总工会目前总任务决议案》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指南针”。决议指出，工人运动的斗争方式是武装暴动，斗争对象是帝国主义、反动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政权（及其领导组织的反动工会），斗争内容是经济斗争。为实现上述目标，全总要重视组织工作，并且密切团结农民和策动军人。
一年之后，全总又在上海举行了扩大会议。会议指出：“现在职工运动的基本任务，是动员所有工人阶级的群众来团结在革命工会组织的周围，领导工人群众政治的经济的阶级争斗，强大工人阶级革命的战斗力，保证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领导作用。”在这一基本任务之上，会议系统地阐述了工人运动的工作总路线、斗争的策略方法、组织问题、宣传问题等。如工作总路线的内容包括：建立群众性的工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经济政治斗争等。斗争的策略方法可以概括为两点：第一，从实际出发、从实力强弱出发开展斗争，制定的要求与目标也要符合客观环境和自身战斗力。第二，坚持发挥罢工委员会的核心领导作用，加强罢工委员会的组织建设，以便团结更广泛的人民群众。组织问题的核心要点是建立自下而上的群众性的、斗争性的工人群众组织，其形式是工厂委员会，工会组织要秉持民主集中制等。宣传问题是这次会议上特别强调的一项内容，而且还做出了比较详细的工作内容，如创办刊物，揭露国民党及黄色工会的虚假宣传等。
通过中共中央和全总从1927年至1929年间对工人运动方针政策的这些指示，可以发现当时中共中央和全总对于工人运动问题处于一个不断探索、不断调整的过程。在这个探索过程中，党和工会既有始终坚持的内容，也有随时调整的策略。例如，坚持革命的基本立场、深入群众发动群众的斗争策略，这些内容在这几次会议当中，始终被坚持和强调，是工人运动基本任务的核心。随时调整的内容则主要包括对时局的判断以及提出的具体斗争策略方针。如八七会议之后，中共中央认为革命高潮会很快到来，因此制定的运动方针比较激进主动，脱离实际。中共六大和全总第二次扩大会议则对时局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当时处于革命低潮，因此在革命策略上提出了要从实际出发、符合客观实际的基本方针。但六届二中全会之后，党中央对于革命形势又有了新的认识，工作方针又发生变化。
另外，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和全总关于工人运动问题的探索，还体现出党强化对工会工作的具体指导的特点。全总的两次扩大会议提出的工人运动方针，可以说是在党关于工人运动方针制定之后的进一步深化和细化，会议本身的指导思想和精神指示都是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这说明党中央认识到大革命时期，党的工作过于侧重围绕国民党制定的革命目标而忽视了群众工作，大革命的惨痛教训使得党进一步加强了对工人运动的指导和领导。中共中央和全总不断探索、不断调整工人运动的任务和方针，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党和工会需要应对大革命失败后的新的革命形势，这是由党和工会自身性质所决定的。但外部环境对中共中央和全总关于工运工作方针探索也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这个外部环境包括国内和国外两方面。
从国内因素来看，中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是大革命“遗产”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不仅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并坚持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国民政府方面也认为要“继承”国民革命中良好的工人运动基础。因此，在大革命失败后，国民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打击革命工会的同时，培植黄色工会。这直接影响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工会和工人运动，使得中共中央不得不多次评估革命形势，调整工运方针。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政府一方面采取屠杀残害共产党员、工人领袖，暴力关闭取缔革命工会，利用黄色工会和流氓团体不断破坏工人的罢工运动等手段，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镇压。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对其劳工政策进行了调整，凭借政治优势，吸收了一大批普通民众加入到其控制的工会中。例如1929年10月，国民政府颁布了《工会法》，以立法的形式对工会的权利做出了保障，这使得一部分工会组织和民众认为通过合法和平手段，可以争取到工人的权益。据统计，1929年国民政府控制下的工会多达700余个，吸收会员人数达122万人。国民政府劳工政策和劳动立法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依赖的群众基础。
从国外因素来看，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有着很大的影响，其对中国的工人运动也曾做出过多次指示。这些指示由于受苏联本位主义和世界革命形势的影响，时常发生调整变动。在当时，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的指示也存在高度信赖的情况。因此党制定的工人运动方针也会受到影响。1928年2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九次执委会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该决议案指出中国现阶段仍然是资产阶级革命阶段，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而且随着大革命的失败，革命高潮已经过去，新的高潮暂未到来。所以在斗争方式上反对“盲动主义”，而是应该积极密切工农之间的联系，积极发动群众，加强党和工会的组织建设，以促进新的革命形势到来。这一决议对中共六大的工运方针产生了直接影响，中共六大制定了相对理性、符合实际情况的工运方针。
然而，在中共六大之后，共产国际又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共产国际提出了“第三时期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危机进入到第三时期——总崩溃时期，因此在接下来的革命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应当反对“右”倾路线，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方式，开始对资产阶级发动进攻。受“第三时期”理论影响，大会认为中国革命目前的阶段特点是“应为积蓄群众力量准备迎接革命新高潮的阶段”。从客观历史来看，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阶段特点的认识明显脱离了中国实际。但回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指示却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极大影响，导致中共中央在六届二中全会上一改“六大”的既定方针，重新调整了工人运动方针。
在1927年7月到1929年11月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下，不断探索、不断调整工人运动的方针政策，工人运动因此处在一种不断波动的状态。由于路线方针的不稳定，这两年间的中国工人运动时而衰落，时而又有所恢复。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就在这样极为复杂动荡的历史背景下召开了。
二、迷途探索：五次“劳大”的主要内容
1929年11月7日，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会议特意选在十月革命纪念日召开。大会开幕前夕，中共中央发来了祝词。祝词中提出了革命工会当前的几项任务：如“在群众中与改良主义黄色思想作坚决的斗争，并且加入有群众的黄色工会去发动群众的斗争，在斗争中揭破黄色领袖的欺骗而夺取广大群众到革命工会之下”“到每个工厂作坊中建立工厂委员会的组织，领导群众日常斗争渐次汇合到伟大的革命斗争”“号召群众起来，为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的自由，反对国民党压迫自由而斗争”“坚决的号召群众起来斗争，是可以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并且可以由此更加巩固工人阶级在革命斗争中的领导地位”“号召广大工人群众起来，极力帮助农民的土地革命，建立亲密的工农联合，以完成中国的民主革命”“实行工会的民主化，强固革命工会的组织，以吸引广大群众参加工会工作，特别注意发展铁路、海员与重工业工人中的组织”。这份祝词为大会的精神主旨奠定了基调。
五次“劳大”会期共计五天，与会代表29人，代表上海、香港及铁路、海员等产业的赤色工会会员3.98万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委员长项英做了工作报告。项英在报告中介绍了四次“劳大”以来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组织的工人运动情况，报告称“四次大会交付给全总的任务，就是领导全国工人阶级向反动统治阶级反攻；在斗争中艰难困苦的发展工人群众的组织，尤其是要注意大的产业工人群众的组织的恢复和发展，以实现工农阶级革命的任务。所以全总在这两年多的中间的工作，就是努力执行这一个任务”。报告还指出，从四次“劳大”到五次“劳大”期间，全总还开过两次扩大会议，调整工会方针，使“工运计划和策略更为正确，工作更为切实的到群众中去”。在四次“劳大”总任务的指示下，两余年来，全总在领导工人发动罢工、发动群众组织、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培训工会干部人才、展开日常指导工作、参与赤色职工国际和太平洋劳动会议秘书处活动、加强与其他国家工会联系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五次“劳大”共计通过了《中华全国工人斗争纲领》《工会组织问题决议案》《工厂委员会决议案》等十二项决议。这些决议基本涵盖了五次“劳大”关于工人运动的具体任务。这些任务大致可以划分为总纲、组织工作、斗争对象问题、工农联合问题、宣传工作、重点产业工作等。
《中华全国工人斗争纲领》指出“为争取全国工人的迫切利益，为解放目前的巨大痛苦，我们必须发展广大工人阶级的斗争基础，积极加紧进行推翻反革命的统治。因此本会号召全国工人共同提出斗争纲领，树立目前全国工人一致奔赴的伟大目标。”这个目标包括政治、经济、待遇和失业四大方面，共计39项内容，事无巨细地安排了工人运动的主要任务。
在工会组织工作上，五次“劳大”通过了《工会组织问题决议案》和《工厂委员会决议案》。会议认为，“全国工人争斗浪潮的发展中，最明显的表现工人阶级在斗争中最大的弱点就是缺乏强固的组织力量，成为许多争斗中失败的原因之一”，因此认为组织问题成为目前工会运动中最迫切而至关重要的基本问题。因此，大会提出要大力整顿赤色工会，团结广大群众，巩固产业工人队伍中的工会组织，强化在革命斗争中赤色工会的领导作用；在基层创建赤色的产业工会，以民主集中制作为组织活动原则；积极开展与黄色工会的斗争。作为工人运动的基础组织，工厂委员会十分重要，它与工会不同，它是开展工人斗争的基层组织，是工人罢工、争取自身合法利益的前沿机构。因此会议决定要加强各工厂委员会的建设，并为其制定了“有计划去发展和建立工厂委员会”“领导群众来反对黄色领袖和脱离黄色领袖的领导”等七项工作任务。
在斗争对象的问题上，五次“劳大”将黄色工会和国民政府制定的工会法案都明确地树立为工人运动的斗争对象。在《对黄色工会问题的决议案》中，对黄色工会的产生、发展、现实作用等进行了介绍，使广大职工认识到黄色工会欺骗群众、借助反动政治势力的特点与本质，并提出了21项反对黄色工会的策略和具体方法。对黄色工会背后的支持者——国民政府，议案更是明确指出其是无产阶级要推翻的对象。“国民政府所颁布的劳动法，就是一面欺骗工人，一面残害工人的有力证据”，其用意就是“限制工人组织，剥夺工人一切政治自由，强迫工人服从国民党野蛮统治的一个工具”。因此，中国革命需要斗争的对象就是黄色工会及其背后真正的依靠——资产阶级政府。
在工农联合的问题上，五次“劳大”继承了工农联合的革命方针，表示“城市的工人与乡村的农民结成巩固的同盟，是保障革命胜利的唯一条件”。并且，大会在关于工农联合的相关议案中详细地阐述了工农能够结成联盟的阶级基础。尤为典型的是，在《工农联合决议案》中对农民阶级划分出雇农、富农、中农，这为工人阶级指明了农民阶级中可以联合的对象。那么如何开展农村工人工作，五次“劳大”在议案中明确提出雇农、农村手工业工人和店员是农村工人最主要的群体，他们是农村工人工作中最主要的争取对象，因此要在农村中建立和发展农村工会组织，并将其纳入市总工会的组织中，成为全国工会组织的一部分。所以农村工会的基本工作原则也与城市工会组织相仿，建立农村支部，重视农村青工、女工、童工的问题，为农村工人争取自己的经济权利，领导农村工人开展土地革命。
在宣传工作上，五次“劳大”指出“目前工会宣传工作在政治上的主要任务，便是启发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认识”，唤起广大的工人阶级在赤色工会领导之下，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工农政权，完成中国革命，谋中国工人彻底解放而斗争。为了实现上述任务，五次“劳大”对宣传工作做了详细的部署。如在宣传工作当中要注意有积极性、煽动性、针对性、技术性，避免空洞的、脱离实际的宣传。要建立自己的宣传阵地，定期出版刊物、报纸以及宣传手册。与其他工作一样，宣传工作也要重点与黄色工会的宣传进行斗争，经常开展群众的宣教工作。
在关于重点产业工作方面也有详细指示。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铁路工人、海员、矿山等产业工人，一直是党最值得信赖的群众基础。这些产业工人同时也是最具有革命意识的无产阶级代表。因此，五次“劳大”对海员和铁路工人的工运工作做了专门部署。五次“劳大”认为“海员的争斗已到了新的严重形势”，因此要纠正海员总工会过去的错误，整顿与健全海总，五个月内召开全国海员代表会议，并选举新的海总执委会。坚持反对“涉孖沙”运动，坚定与国民党、港英政府控制的黄色工会的斗争，争取尚未加入工会的海员群众，在船上建立工会支部。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大会提出加强与国际海员运动的联系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要“与太平洋各国海员工人及国际运输宣传委员会发生关系，渐进到组织上的联络”。对铁路工人和铁路工运工作，五次“劳大”指出铁路工人运动要与黄色工会展开坚决的斗争，不仅要争取经济方面的权利，还要争取政治方面的权利。为此，大会提出要加强各种出版物的工作，以强化革命工会对铁路工人的宣传教育工作，揭露黄色工会的欺骗行径；三个月内召开五次全国铁路代表大会，改组铁总，强化铁总领导，建立革命工会支部组织；加强中心区域工作，培养工会干部，以及密切南北方铁路工人及组织之间的联系。
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项英、邓中夏、林育南、史文彬等27人当选为执行委员，周文光等18人当选为候补委员。
三、暗夜求明：五次“劳大”的历史评价
从当时特定的时代环境来看，五次“劳大”的召开被认为是一次成功的大会。五次“劳大”的报告及各项决议案落实了中共中央六届二中全会的会议精神，并对中共中央给五次“劳大”祝词中列出的七项任务进行了具体化和细节化的安排。通过本次会议，中华全国总工会明确了工人运动的几个基本问题和指导方针：如“大会一致确定中国工人在目前革命阶段，最根本的革命任务是联合农民结成坚固的革命同盟，准备武装暴动，积极推翻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消灭封建残余，帮助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完成中国革命，已达到工人阶级的解放。”“大会于决定一般的政治任务之后，更具体的决定中国工人的行动纲领。” “工人组织任务，在目前工人斗争的发展中极为重要。” “黄色工会问题，是国民党反动后两年来工会运动中的主要问题。”“为扩大赤色工会的群众组织，工厂委员会的建立便成为赤色工会的第一重要问题。”
总之，“全国第五次劳动大会已获得伟大的成功，确定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任务，规定了全国工人斗争纲领，决定了一切斗争策略的方针。”与会代表也认为，“第五次全国劳动的成功，在中国工人运动的历史上，有重大意义……大会各种决议案，特别是工厂委员会决议案，行动大纲决议案，反黄色工会决议案，都是目前中国工人运动中对症之药……我们可以说这次到会的代表之后，以各地工人近来要求斗争各种决议案的适用，以及各代表精神的振作，必能使各地的革命工人的斗争扩大起来……五次劳动大会的成功，是中国工人运动前途才发展与胜利的保障。”
然而，以客观的、尊重历史的眼光来看，第五次劳动大会是在革命低潮时期一次失败的探索，是黑暗中迷失方向的一次尝试。虽然这次大会在一些具体策略、工作方法等继承了以往正确道路，但在最关键的问题上，即对时局的判断及做出的关于工人运动任务使命、总体策略等重大决议，则严重偏离了当时中国工人运动面临的客观情况。大会认为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已“走向日暮穷途的境地，……是全国工人斗争的复兴机会，也就是我们向资本家及反动统治争取胜利的绝好时候”。然而，五次“劳大”召开前工人运动的客观历史状况，并不支持大会做出的这一判断。特别是在五次“劳大”上，上海工联会代表团和上海海员以翔实的数据介绍了从1929年7月至10月的工人运动，这些数据也不支持大会对革命形势的判断。例如上海工联会代表团报告中提出，从1929年7月至10月的70次罢工中，有41次是由工联领导或受工联影响的，但仅有20次取得了胜利，胜率不足50%。上海海员工作报告中提到四个月来上海海员发生8起典型罢工事件，在已知结果的5起事件中，仅1起可算作是胜利，1起明确为“失败”，1起“不明”，2起大致属于“妥协”的结果。
上海工联会代表团及上海海员的工作报告反映出，即使是在工人运动非常成熟和发达的上海地区，工人运动的发展尚不能称为势头良好，更遑论全国范围内“革命高潮即将来临”。但五次“劳大”却“乐观”地做出了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判断，从而使大会制定的各项决议难以落到实处。
脱离实际的判断和决议，使得五次“劳大”的决议基本上都未能得到有效落实。在激进的斗争方针下，白区工人运动遭受严重损失。1930年3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五次“劳大”的基础上，通过了更为激进的《目前政治形势与工会的任务决议案》，强行进行“红五月”总罢工，结果全国范围内的“红五月”并未取得理想效果，多地未能举行有效活动，举行了比较大规模斗争运动的地区则遭受到显著损失。在五次“劳大”之后的两年间，由于脱离客观实际的激进路线，中国工人运动受到严重损失，不仅工人群众受到损失，革命工会的组织力量与群众基础也大受打击，一大批共产党员和重要工人运动领袖被国民党当局被捕甚至杀害。如1931年1月，林育南、何孟雄、龙大道等一批优秀的工运干部被国民政府抓捕，英勇牺牲。
这些惨痛的教训说明了五次“劳大”制定的路线未能正确指导工人运动，未能为处在白色恐怖之下的中国工人与中国工人运动照亮前进的方向，中国工人运动仍旧在暗夜之中艰难探索。此后，由于“左”的错误，中华全国总工会也最终在1933年被迫迁往苏区，在实际意义上停止了活动，全国劳动大会也就此中止，直至1948年迎来了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围绕白区工人运动以及农村革命根据地工人运动的方针策略，仍在探索路上。
文章来源：河南省总工会官方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