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召开的“五次劳大”未从根本上改善处于艰难环境下的中国工人运动。在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白色恐怖统治下，以及当时党内出现的几次“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下，中国工人运动处于极为严峻的困境。1933年，中共中央和中华全国总工会被迫离开上海迁入苏区，中华全国总工会甚至一度中止了活动。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依然坚持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浴血斗争。与此同时，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工人运动也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不同时期中不断调整探索斗争的方针与策略。特别是随着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国工人运动也在理论指导上迎来新的发展契机。随着解放战争即将进入战略决战，间断了十九年的全国劳动大会具备了重新召开的条件。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应运而开。
（图为庆祝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纪念邮票）
一、“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后至“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前工人运动的历史发展
“五次劳大”结束后，在“联合农民结成坚固的革命同盟，准备武装暴动，积极推翻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消灭封建残余，帮助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完成中国革命，以达到工人阶级的解放”总任务的指导下，中华全国总工会积极组织策划工人运动，在全国各地开展罢工斗争。但在当时“左”倾错误的影响下，各地工会组织不顾客观实际，强行推动政治罢工和经济罢工，展开飞行集会，招致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残酷镇压。赤色工会不仅没有得到发展，反而暴露了自身的实力，工人运动遭遇严重挫折，使党和工会遭到重大损失。如林育南、何孟雄、龙大道、罗登贤、邓中夏等工运领袖被捕牺牲。这对于当时本已处在低潮的工人运动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1933年，中华全国总工会与中共中央一同被迫迁入中央苏区。
中华全国总工会进入中央苏区后，重新进行了组织调整。原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执行局撤销，改设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仅保留“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名义以便于指导全国工人运动。中华全国总工会各派出机构实际负责各地工运工作，这在实质上撤销了全总机关，中华全国总工会作为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实体机构不复存在。1933年至1937年抗战前，全总的派出机构先后有全总白区中央执行局、全总北方办事处、全总南方办事处、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全总西北执行局。这些机构于1935年至1937年7月先后停止活动，此后，中华全国总工会也在实际上停止了活动，自此全国的革命工会缺少了统一的工会领导组织。
在工人运动的指导思想与方针方面，从1929年至1935年间，在“左”倾冒险主义和“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下，“五次劳大”以来党和全总领导下的工人运动不仅未能获得更大发展，反而全国范围内的红色工会和工会会员数量大幅萎缩。这种危机局面直到遵义会议召开，结束“左”倾教条主义才开始转变。1936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的刘少奇提出《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纲领》，刘少奇的主张得到了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的支持。在党内纠“左”思潮的引领下，党的白区工作会议于1937年在延安召开，通过了《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指出要争取最广大的中间群众，组成统一战线，反对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工人阶级注意联合农民、下级官兵、小资产阶级，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依靠的力量”，对于“上层”也要注意团结，从而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鉴于中华全国总工会实际停止了活动，中共中央于1939年4月成立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由党的机构直接领导全国的工人运动。虽然党内建立了领导工人运动的专门组织，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的全国性工会组织并未得到恢复。当时的工会组织机构由各根据地的总工会组成。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引领下，党的工会组织也与其他派别的工会组织建立了合作关系，党领导的工人运动重新在全国范围内活跃起来。全国其他工会组织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工会展现出的团结热情也给予了积极响应。
在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立足根据地人民民主政权性质，从土地革命时期就开始积极探索工人运动及工会工作的新使命。1947年，随着人民解放军顺利开始战略反攻，全国胜利的转折点已经到来。这一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一切离开这个总目标的方针、政策、办法，都是错误的。”他提出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成为新民主主义政权下处理劳动关系的总原则。
早在1945年抗战结束后，中国共产党便计划召开全国性的劳动会议。但由于时局的变化，这一计划未能实现。1948年初，革命形势的转变，使得召开全国性大会的时机逐渐成熟。1948年3月，“战争的形势已经根本改变了，各解放区多已联成一片，而随着解放区工业建设的迅速发展，职工运动中的很多问题又急待解决；因此，我们决定在今年六月十日在东北解放区首府哈尔滨召集全解放区工人代表大会，来讨论解放区工人阶级在人民民主革命的新形势下的战斗任务，并且成立全解放区职工联合会。”这成为召开“六次劳大”并决定恢复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先期基础。
中共中央非常关心国统区是否能够派代表参加大会。中共中央曾指示东北局，“解放区职工大会这次如能争取到蒋管区职工代表及劳协代表参加，而成立起全国临时总工会，这对于国内国际的职工运动有很重要的意义。”接到指示后，李立三、刘宁一等很快就与当时正在解放区的“劳协”理事长朱学范取得联系，并就参加大会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磋商。朱学范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代表“劳协”正式参加这次会议。由于这一新的动态，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委会决定将原计划于6月召开的大会推迟至8月举行，以等待国统区的代表能够赶赴会期，而且还决定由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委会、中国劳动协会、上海代表团、唐山代表团、天津代表团联名提议将“解放区工人代表大会”更名为“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大会产生的全国性统一的工会领导机构恢复“中华全国总工会”之名，以示对前五次全国劳动大会光荣革命传统的继承。
二、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召开
1948年8月1日，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哈尔滨正式召开。会议开幕前，中共中央给大会发来了祝词。祝词首先强调了本次大会的意义，称“此次大会的举行，表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我国的人民解放战争已经接近最后胜利，表示全国性的新的大革命时期又已到来，表示国民党反动集团在全国工人中的分裂政策已经最后宣告破产，全国工人运动重新在新的革命旗帜下统一起来”。祝词还指出，全国工人阶级的最大任务是团结一切进步力量，包括工人阶级自身、农民、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与一切爱国分子，推翻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为了建设新中国，工人阶级要贯彻“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与官僚资本斗争；加强工会工作，使工人阶级成为人民民主共和国的领导力量，以此来发扬中国工人悠久的革命传统。党的祝词奠定了“六次劳大”的基调。
会议开幕当天，李立三致开幕词。他说这次大会“……无论是从它所代表的数量上看，从它所代表的各大产业上看，从地区上看，都是真正全中国工人阶级的大团结”。他还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前五次劳动大会的基本情况以及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发展历史，总结了“一次劳大”以来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特点。同时，他还介绍了国统区工人运动和解放区工人运动的新特点，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世界工人阶级的帮助对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的重要性。最后，他指出本次大会的重要任务是“如何进一步地巩固和扩大工人阶级的团结，并联合全国各民主阶层人民，发挥中国人民更伟大的战斗力，彻底粉碎国民党反动集团的反革命军队及反革命政权，建立毛泽东主席所指出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
大会第三、四两天，陈云向大会作了中国工人运动当前任务的报告。陈云从总任务和具体任务两个层面对工人运动的任务进行了概括。他说当前中国工人阶级的总任务是“彻底推翻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的统治，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人民民主共和国”。谈及具体任务，陈云则分别介绍了国统区和解放区工人运动的不同任务。国统区工人运动的任务是“（一）聚集力量，扩大队伍，准备迎接解放军。（二）掌握斗争和团结的策略，对待民族资本家和官僚资本家应有不同的态度：联合民族资本家，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与官僚资本。（三）派遣熟练的技术人员到解放区来参加新式工商业的建设，同时保护一切公私营企业及其工厂、机器、物资使之不被破坏。（四）注意保护自己的团体和领袖，加强职工内部的团结，严防敌人的挑拨离间”。解放区工人运动的任务则是在新的劳动性质和劳动政策下，工人阶级要提高自己的觉悟，积极参加新民主主义各方面的建设工作，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提高劳动技术，培养工人干部和熟练技术工人，保障工人的收入待遇，开展劳动竞赛，反对工会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确保工会组织的群众性。最后他还提到恢复中华全国总工会，以便指导各地工人群众的活动。
大会第十天，朱学范代表“劳协”向大会作了《国民党统治区职工运动的报告》。他对国统区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现状，以及反动政权对工人的迫害进行了详细的说明，特别是用详实的数据揭露了国统区工人的悲惨生活。面对这种压迫，国统区的工人与反动政权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还介绍了“劳协”及其领导下的工人斗争运动。最后他结合自己多年国统区的斗争经验，指出“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新民主主义新中国，工人阶级及全国人民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解放”。大会第十二天，刘宁一作了国际工运方面的报告。他总结了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指出中国工人运动的壮大离不开广大国内人民和国际主义力量的支持，中国工会工作要紧密依靠这些力量；忠于无产阶级；善于终结历史经验教训，加倍学习，科学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工人运动；重视对外工作的干部培养；加强与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密切联系，维护世界和平。
大会第二十天，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成员，正式恢复中华全国总工会。在选举前，李立三再次强调了恢复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意义，他说：“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产生不仅是全国工人阶级组织上的统一，并将把大会统一的思想、统一的意志，变成统一的行动。”经过选举，陈云、朱学范、刘宁一、李立三等53人当选为新一届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欧阳祖润、赵子温、钱海华、章萍等20人当选为候补委员。此后，在全总六届执委会第一次会议上，陈云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李立三、朱学范、刘宁一当选为副主席。
与会代表在仔细听取和充分讨论了会议各项报告后，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职工运动当前任务的决议》《关于国民党统治区职工运动报告的决议》《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等重要议案。《关于中国职工运动当前任务的决议》强调无论是国统区的工人还是解放区的工人都要明确中国工人运动的总任务，以“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中国的统治，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共和国”为总目标。《关于国民党统治区职工运动的报告决议》号召全国工人团结起来，联合民主人士，支援解放战争，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特别是“六次劳大”通过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华全国总工会最为完备的一份章程，对推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组织建设有着重要意义。《章程》首先确认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宗旨是“团结全国职工，保护职工利益，争取中国工人阶级的解放，联合全国一切被压迫人民争取中国人民的解放，联合全世界工人为保卫世界和平与民主而奋斗”。《章程》同时明确了全总的组织原则、产生程序、组织机构、经费管理，规定了入会形式及会员的权利义务等核心内容。8月22日，在“全场起立，高呼口号”的氛围中，历时22天的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胜利闭幕。
（图为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资料）
三、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伟大历史意义
“六次劳大”的召开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会议期间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瞩目。香港工人文化社评论称：“这次大会，是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前进的大会，它总结了全国工人阶级在过去二十五年中奋斗经验，检讨并巩固了全国工人阶级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斗争中获取的胜利。”“六次劳大”的召开，历史意义重大。
第一，恢复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工人运动重新建立起统一的全国性的工会领导组织，组织体系更加科学完善。从“二次劳大”建立中华全国总工会以来，全总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等重要工人运动中发挥过极为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受到错误路线的影响，1933年以后，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工作逐渐陷入顿挫，最终在实际上停止了工作。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到了1948年，全国工人的大联合已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因此必须有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工会组织来领导工人运动。恢复有着辉煌革命传统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可谓众望所归。重新恢复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以科学的态度确定了新的工会章程，使得自身的组织体系更加完善。正如李立三所说：“今天形势的发展与变化和二十年前的情况很不相同了。今天的中国，已经分成两个绝对相反的区域，在解放区内，工人参加了政权，工人阶级成为政权的领导阶级，工人享受出版、言论、结社各种民主自由，不仅有法律保障工人阶级和所有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且还有政府多方面的物质上的保证；而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人阶级所受的压迫，比从前北洋军阀时还要厉害百倍。因此全总章程应根据这种新的情况加以修改。”这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直接体现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新的章程及工会组织建设上。与1922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总章》相比，1948年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有了许多新的变化。新的工会章程规定了工会会员的权利和义务，体现了民主法治的精神。组织机构设置方面更加科学完备。
第二，“六次劳大”实现了全国工人的大团结，加强了中国工人与世界工人运动的联系，为之后新政协会议的胜利召开发出了先声。从“二次劳大”以来，“团结”始终是历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始终认为，中国革命无法仅靠工人阶级完成，工人阶级应当积极联合全国一切被压迫的人民共同参加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工人阶级曾建立广泛的国民革命统一战线，推动了工人运动高潮的到来，这是成功的历史经验。同时，中国工人运动也曾走过“关门主义”的弯路，使工人阶级在革命斗争中处于孤立的状态。因此，“六次劳大”汲取了这些经验和教训，在大会开幕前争取到了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代表参加会议。正如李立三所说“此次大会，无论在地区与产业上都包括了全国，劳动协会也参加了，这象征全国民主工会一致的团结，这是真正全国性的大会”。“六次劳大”团结了“全国各地区——国民党统治区大城市上海、武汉、天津、南方等地和解放区西北、华北、华东、东北等区，包括了矿山、铁路、水电、邮电、军工等部门二百八十三万工人。中华全国总工会是名副其实的全国总工会”。同时，“六次劳大”更加紧密团结了世界工人。“六次劳大”后，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中国工会加入了世界工会联合会，受到了世界工会联合会的极大欢迎，获得了世界工人运动的广泛称赞。更重要的是，与“二次劳大”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时深受苏联和赤色职工国际影响的情况不同，“六次劳大”后，中华全国总工会以独立自主的姿态参加世界工人运动，成为世界工人运动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六次劳大”的团结统一宗旨，不仅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大团结产生了重要意义，同时还对不久之后中国共产党倡导召集的新政治协商会议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第三条道路”破产后，国统区广大民主爱国组织和个人纷纷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在革命即将胜利之时，中国共产党发出召开新政协的倡议。许多爱国人士纷纷响应，但也有部分民主人士心存顾虑。“六次劳大”所表现出的广泛团结的精神，对新政协的召开有着积极的影响。朱学范在参加完“六次劳大”后，不仅积极投身到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中，他还积极联系各民主党派人士，欢迎他们到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特别是在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中，朱学范将其在“六次劳大”上提出的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建立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主张与广大民主人士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获得了民主人士的高度认同。可以说，“六次劳大”的成功召开，不仅实现了中国工会组织的大团结，更给民主人士参加新政协注入强烈的信心。
第三，“六次劳大”深入贯彻新民主主义经济方针，确立了新中国初期劳动关系的基本政策方针，是新中国工人运动事业的起点。在革命胜利即将到来之际，在建设人民民主政权中，工人及工会组织应当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是前五次劳动大会所未能明确和实践的。“六次劳大”则成功地回答了这一问题。“六次劳大”对“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指出在即将到来的人民民主共和国，工人阶级是国家的领导阶级，官僚资本不再存在，但会出现国家企业与合作社企业，这些企业则是属于人民所有，因此将不再存在劳资对抗，只有公私关系。“六次劳大”的决议，使工人阶级认识到了“十六字方针”的内涵，统一了思想，成功地动员起广大职工投身到解放全中国的事业中，开创了中国工人运动的新局面。“六次劳大”的经验表明，中国工会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必须要坚定地把握党的大政方针，将党的指导思想贯彻落实到工会工作中，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工人阶级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力军作用。
第四，重视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从中国工人运动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激励工人阶级和工会组织建功立业。“六次劳大”是“五次劳大”召开十九年之后重新召开的全国劳动大会，这是非常不寻常的。因此，总结过去的历史经验成为“六次劳大”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开幕式上，李立三回顾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到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前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情况，指出每一次劳动大会的重要历史意义：在“一次劳大”的影响下，中国工人阶级掀起了第一次罢工斗争高潮；在“二次劳大”的影响下，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并掀起了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等工运高潮；“三次劳大”则为北伐战争做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成为“中国工人阶级拿起武器进行革命斗争而获得了胜利的首次尝试”；“四次劳大”上，面对国民党右派的叛变和党内错误路线带来的损失，“工人阶级并未因而屈服，坚决联合广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继续坚持了革命斗争”；“五次劳大”在城市革命难以推进的情况下，“号召和组织工人下乡，以便帮助农民——中国工人阶级最广大最可靠的革命同盟军组织起来，发动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抗战期间，“工人运动的统一，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有重大的推动作用的。”这些历史“证明了中国工人阶级始终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解放斗争的先锋队和领导者，是在斗争中最坚决最彻底的领导阶级。”
（本文系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改项目《 “中国工人运动史”课程思政的教学与实践研究》（编号：JG22003）成果。）
文章来源：河南省总工会官方网站
